堺俗人教授扼腕叹息之余，随即就觉得自己有够傻——他们连离子加速器质谱仪都没发明出来，提前想明白这一点也没屁用啊。
这些东西，都是环环相扣，一脉相承的。没有前置条件，想明白了后面的也没用。
他之所以没想到，只是因为想明白了也无用武之地，所以压根没往这个方向费过脑力。
“后生可畏，真是后生可畏。中国人了不起啊，没想到，以咱东大的高能物理基础，在做同位素分离领域，居然还是你们技高一筹。”堺俗人教授心服口服地感慨。
山下武久教授在旁边察言观色地听了一会儿，小心地确认：“那就是说，这个实验数据，应该是有效的了？可以作为‘汉倭国王印’的年代鉴定正式结论了？”
“没有问题。”堺俗人很有把握地说。
堺俗人都认可了顾玩的仪器和实验方法、结论推导，其他人自然再无质疑。
当天剩下的时候，在多国专家的共同见证下，双方用同样的技术手段，也测定了一下中方带来借展的“滇王之印”和“广陵王玺”的年代。
顾玩的AMS非常完美地完成了任务。
最终测定的结果，显示“滇王之印”上残留的印泥含碳污渍，也确实产生于汉武帝刘彻年代——谁让刘彻做了54年皇帝呢，那么长的时间，已经覆盖了AMS的误差年限了。
倒是鉴定“广陵王玺”的时候，显示的数据比较奇怪。按照《后汉书.明帝纪》，“广陵王玺”应该是在明帝永平元年铸印的，那就是58年。
“怎么显示这上面的印泥残迹年代至少是100年以后的了？按照误差，可能都快东汉后期、冲质桓灵年间了。”
这个小意外，让中方的不少专家都有些尴尬。
最后还是跟顾玩一起来的中央科大考古系的宁主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不奇怪，因为印泥的年份，不一定要等同于印章铸造的年份。如果是常年使用中的印玺，表面残迹污渍比印玺本身年代晚一些，在考古时是很常见的。
滇王之印和汉倭国王印，都是授予朝贡体系内的外藩国王的，他们拿到汉帝赏赐的印信后，回国不一定会使用，所以印泥年份跟印章铸造年份相近很正常。
但广陵王是东汉宗室藩王体系内的，初代广陵王刘荆，为光武帝刘秀第九子、汉明帝刘庄同母弟。据《后汉书》，虽刘荆本人因多次谋反，被明帝惩戒，但仅仅是削其嗣爵为‘广陵侯’，然其后人刘元寿、刘商、刘条三代依然‘服王玺绶’。
可见广陵王一脉，直到东汉后期，都还是一直处在活跃状态，他们完全有可能持续使用这枚印玺。所以，C14同位素丰度鉴定结论显示的年代是东汉后期，才是正常的。”
顾玩也松了口气，他还怕自己的机器，刚用了第三次，就出现掉链子的情况呢。
幸好宁主任博古通今，《后汉书》倒背如流，引经据典，直接帮顾玩把他解释不了的点给圆了。
看来，能做到中央科大的考古系主任，水平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三件东西的年代鉴定，都已经做得滴水不漏，扶桑主办方的人商量了一下，就决定五天后，趁着亚太博览会开幕的次日，在博多博物馆举办一场公开的学术发布会，向各国的考古/历史学界学者展示一下最新的研究成果，并且接受国际同行的质证。
“顾桑，这次多亏了你，请容许我代表扶桑考古学界向您表示感谢。”京大的山下武久教授在散场的时候，诚恳地向顾玩道谢，还深深地鞠了一躬。
顾玩也就握手回礼，内心却不由觉得对方有些做作：老子证明了你们扶桑人真是汉朝的时候就来朝贡讨封赏了，怎么在扶桑人看来还觉得是很有面子、脸上贴金的事情？
果然是东夷小国，只崇拜强者，呵呵。
“除此之外，我们扶桑考古学界，也希望联合数校凑资，采购一台AMS质谱仪，不知道顾桑能不能帮我们代为联络呢？”
麻依依照例把这话给翻译了，顾玩一听就乐了。
这山下武久，估计还不知道AMS的生产承包商、海外专利权，都在顾玩手上呢。
也难怪，在那些外国学者眼里，搞学问研究的就是搞学问研究的，尤其是这种冷门的学术用仪器，一般科学家不会亲自兼生产经营。
再加上顾玩太年轻，这点实在太有迷惑性了，谁能想到他全产业链一条龙服务。
顾玩便斟酌了一下语气：“翻给他听，我国科技部一共订了两套，每套的造价可都高达500万美元……”
麻依依一字不差地翻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