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史料上说，当时洛水河道上“槽船往来，千里不绝”“大船万艘，转漕相过”“航运贸易遍于三江五湖”“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
从此，洛阳成了当时隋唐大运河沿线最大的港埠和全国水上交通运输的中心枢纽。各种商品物资通过隋唐大运河可以从洛阳东达于海、西至关陇、南下苏杭、北上幽燕。不仅如此，以洛阳为东端起点的水上“丝绸之路”，可以通达东南亚、南亚、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
帆影蔽日，桅樯如林，船来货往，络绎不绝。当时，洛阳已成为天下最大的物流园区和商品货物集散地，同时也是进出口货物的中转站
朝廷派出有关人员在汴口考察后认为，“退滩高阔，可凿为渠，引洛入汴”。
由于实施了引洛入汴的工程建设，不仅使汴京拥有了一条西连洛阳的畅通水道，而且还提升了汴河东达淮河的水位，改善了汴河漕运的条件，保证了京都的商品物资供应，让汴京继续保持天下繁华第一都市的地位。
由于隋唐大运河很容易淤塞，甚至会淹没河道，朝廷和地方官府必须要经常开凿、疏浚、整修、治理，才能让隋唐大运河能够继续使用。
大运河的命运始终与漕运制度相伴相生。所谓漕运，指的是古代王朝通过水路河道向京城和边关、灾区等指定地点大规模输送粮草的经济活动，而围绕这种经济活动所形成的整套制度、设施和人员、装备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交通运输体系。可以说，漕运是古代王朝维持自身正常运转的供应系统，也是古代王朝延续政治生命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
从秦汉时期到南北朝时期，由于王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尚处于不完善阶段，人工运河尚没有形成完整体系，因此漕运也处于尚不发达时期，而这一时期的漕运走向主要是东西走向。直到隋唐大运河建成后，随着南方经济的兴起，漕运中心也逐渐南移，南粮北调成为了漕运的主要任务。进入京杭大运河时代后，漕运迎来了大发展的黄金时期。
借助京杭大运河直通南北的便捷条件，漕运可以将粮食和其它商品转运到全国的大部分地区，成为朝廷调剂物资、平衡社会的重要措施。尤其是在明清两朝，漕运不仅可以促进南北经济的平衡发展，而且还使其社会历史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运河漕运不仅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贸易的兴旺，而且也加快了运河沿线城镇经济的发展。从有关史料中不难看到，随着运河的开发和运输规模的扩大，以及运输条件的改善，不仅使一批新兴城镇应运而生，成为新的商品集散地和漕运服务区，而且也让一批老旧城镇焕发了青春的活力，跃然而起，成为经济繁荣、交通方便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为了鼓励漕运，皇帝曾经规定：每条漕船准许携带货物二成，自由在沿途贩卖；并允许漕船沿途招揽货源，代客运输酒、布、竹木等生活用品和生产物资，开展往来贸易。
这样一来，漕运带来的交通运输和商品贸易的便利也促成了运河沿岸市场网络的形成，进一步推动了城镇经济的繁荣。运河沿线的许多城镇都是因漕运兴盛而兴盛，而许多城镇的衰落也无不是因漕运的衰落使然。这种漕运和城镇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依存关系，正说明了运河漕运经济在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
自秦汉以来，历代都设置了管理机构和在职官员。西汉定都长安后，每年需从关东运输大量谷物以满足关中地区的各方面的漕运需求，转漕逐渐制度化。汉初时期，每年漕粮运量为几十万石。汉武帝刘彻登基初年，增加到了一百多万石。
三十年后，到了汉武帝元封元年，漕运一度增加到每年六百万石，漕运用卒达六万人。由各地护漕都尉管理，沿途县令也要兼领漕事，以保护漕运的畅通和安全。
到了唐宋时期，漕运管理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唐太宗贞观六年，朝廷设“舟楫署”管理漕政。唐朝中期以后，因漕运日益繁重，朝廷常令宰臣兼转运使等职，主管漕政。为了增加漕运能力，唐朝实行了“十船为纲，武官押运”的纲运制度和相应奖惩制度，并责成地方主要官员分工负责，后来又进一步明确了由沿河县令主持所在地段漕运事宜。运为辅的方式，确保军用物资及时地运到抗金前线的军营。
进入京杭大运河时代的元明清三朝，朝廷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系统日臻完善和日渐规范。，朝廷就一方面大力开发京杭大运河，另一方面扩大造船业规模，加强漕运管理，设置京畿都漕运司、江淮都漕运司两大漕运机构，主管官员为正三品。江淮漕运司负责将漕粮运至中滦，京畿漕运司再从中滦将漕粮运到北京。
设置了直属中央的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管理机构，即漕运总督部院，一般要派从一品或正二品官员担任漕运总督。
京杭大运河贯通之后，在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它以其特有的沟通功能将全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连接在一起，将不同江河流域的生产区域联系在一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运河承载了帝国，并且带动了运河沿岸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这是一条具有生命力的商贸之河、文化之河。漕运在古代中国的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国家可以通过漕运获得粮食供给以维持其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中央集权制度又为大运河体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秦朝的建立，使漕运开始走上国家经济生活舞台的中心。
西汉以来，关
中居战略要地，所需粮食、物资渐趋浩繁，漕运之盛可谓“大船万艘，转漕相过，东综沧海，西网流沙。”
为保证漕运活动顺利进行，西汉政府积极经营河、渭运道，还开挖了三百里关中漕渠，整治了鸿沟运河系统，并广建仓储。可见，运河为长安的建设与一代盛世的出现提供了充足的物力支持。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长期分裂的时期，各割据政权的漕运多应战时之需，规模虽小，但已经出现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度支府，建立了区域性的漕运体系，为后代的重建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隋朝广通渠、通济渠、永济渠、邗沟和江南河的开凿，一个以洛阳为中心的全国运河网络和漕运体系也建立起来。
各地开始建造粮仓，以供转输或积储漕粮之用。至此，隋代的运河系统与仓储制度成为了漕运史上一个重大变革。唐代以降，漕粮供应地由关东逐渐转向江淮，东南地区日渐成为朝廷的主要赋税来源，地位显著上升。
大唐对漕运体系的发展将其推向巅峰，唐有天下，“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为本”。
漕运是至急至重的事，如沈括《平山堂记》所言：“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之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其下。舟车日夜灌输京师，居天下之十七。”
尽管它与今天现代化的交通系统不能相比，但在当时已是人们可以利用的最便捷、效率最高的通道。
大运河漕运量的不足，使元朝政府另辟海上运输路线，至元十九年，首次开辟了从长江口的刘家港直航大沽的运输漕粮的海路，这是元朝的一大创举。
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两朝沿用大运河作为连接江南经济重心的漕运通道，既丰富了运输方式，如支运、兑运、长运，又增加了严格的漕粮征交制度，再加上康雍乾时期对大运河有效的疏浚治理，保证了大运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较为畅通，运河的漕运由此进入了最后一个辉煌时期。
目前，正是大运河从古至今提供的地理、交通、经济与文化联系，使运河两岸的城市自身不断做大做强的同时，也在日益深化的联系中发展为一个水平更高、规模更大的城市共同体。
大运河为沿岸创造的经济物质、生存方法、盈利财富，让我们看到了运河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其未来必定走向复兴与新生。
这六位龙王都是人间王者的形状，穿袍蹬靴，携侍带眷，衬以天云海水。
民间文学中所言龙王、龙宫之事，如龙王的呼风唤雨职能、龙宫多宝等等几乎全受到了佛经故事的启发，在其演绎的过程中，文人们充分发挥想象，冲破佛教文化的桎梏，创造出了众多充满人格化的龙王形象。
龙王与道教同样关系密切。道教形成于东汉末年，它是在上古原始宗教的基础上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阴阳五行说和升仙思想发展而来的，上古的鬼神观念和龙的观念都被道教所摄取。
上古神话中龙是通天神兽，是升仙的坐骑，道教对此说全盘继承，神仙并以龙为脚力。道教的法术中有一种为“乘峤”，即乘坐神兽飞行于空中，与神仙往来，所乘的龙称为龙峤。
据道教经典说，乘龙者游洞天福地，一切邪魔精怪都不敢侵犯，无论到那里，都会有神出迎。早期的道教，尽管承认龙的施云布雨功能，却只是拿它当脚力使用，直到后来佛教将龙神据为己有的时候，才醒悟过来，大力争抢龙神，奉为龙主。
说起来缘于早期道教与佛教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双方争相拉拢封建君主以取得政治上的支持，二是尽量附和民众心理，取得民众的认同。所以当佛教关于龙王的内容日益渗入中国文化之中产生社会影响后，道教就奋起直追了，把道教中的龙也附会为王，且后来居上，名目的繁多超过了佛教。
主要有四海龙王，东海敖广、南海敖闰、西海敖钦、北海敖顺，五方龙王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等数百位龙王。上古原始宗教的龙虽有神性，但并不占地盘。
发展到这时候，道教的龙王均有守土之责，诸天有龙，四海有龙，五方有龙，三十八山有龙，二十四向有龙，以至凡是有水的地方，无论湖海河川，还是渊潭池沼以及井、泉之内都有龙王驻在。
佛、道两教争相对龙宣传，刺激了民间对龙的崇拜，传统的龙也由神兽变成了神，于是使大江南北无处不存在龙王。[9]从隋唐开始，随着佛教、道教的盛行，佛、道中龙王的神话传说与早期民间的龙王信仰糅合在一起。
龙王信仰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也逐渐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唐玄宗时，诏祠龙池，设坛官致祭，以祭雨师之仪祭龙王。
北周静帝将皇位禅让与杨坚，杨坚创立了隋朝，后来，杨坚南下大胜陈，统一了中原。虽然表面上看着完成了统一大业，实则各门阀之间明争暗斗。尤其是长久以来的格局已经让不同门阀之间的经济，文化等观念形成了很大的差距。想要真正的统一，绝非容易。除了中原的门阀，少数民族也存在各个门阀割据的情况。
隋朝定都于长安，但是为了抵御北方和西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北方驻扎了大批的军队，军队所需的粮草，仅仅依靠北方是难以供应的，南方的粮草又很难在短时间内运达，这就为挖掘大运河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历史上对于杨坚的死一直是有争论的，最常见的一种说法就是杨广弑父，而后杨广赐死废太子杨勇。相传，杨广小时候很乖巧，在杨坚面前一直是一副柔柔弱弱的样子。这和后来杀父杀兄的形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历史上，曾有人对杨广称之为疯子皇帝，从他坐上皇位的这种举动来看，这种称呼一点儿也不为过。而从他在位期间的这些举动，更能够验证了这个称呼的正确性。
从客观条件来说，统一可以说是一个千秋伟业的事情，这也是历代皇帝都喜欢统一的一个原因。但是，统一必须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民富力强的前提下，但是隋炀帝为了统一，完全不顾民众的死活。这也就为他日后成为人们口中的昏君，打下了基础。
大家都知道我国的河流大多是东西走向的，很难有南北走向的。这种情况就为大运河的修缮提供了一个前提条件。大运河船长两期啊多公里，这样一个大型的工程。
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想象，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仅仅用了十年就完成了这样一个世界级的工程，当时的劳苦大众要经受多少苦难了，有多少人牺牲在这个工程中，但是这丝毫不在隋炀帝杨广的考虑的范围内。他不仅仅修建了大运河，而且修建长城，大兴土木。
隋炀帝杨广如此一意孤行，难道就没有人提出异议吗？当然有了，但是隋炀帝杨广容不得别人有异议，一旦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就将其杀害，后来渐渐的也没有人再敢提出不同意见了。就连当时的皇后，也是敢怒不敢言。
男人大多都被征去修大运河了、大修土木了，谁来种地？
面对沉重的税负，民众的生活日益窘迫、怨声载道。不管是哪个朝代，人民的日子太平了，那么这个朝代也会长久下去，如果人民的日子过不下去了，那么这个朝代就很难长久了，这也就为后来的民众起义做下了铺垫。
隋炀帝在位期间，多次发动战争，最有名的当属与高句丽战争了。曾经三次发动高句丽战争，三次毫无所获，如果说发动高句丽战争，也不仅仅是在隋炀帝时期，那么为什么偏偏说隋炀帝时期的高句丽战争是劳民伤财呢？
这就要看发动高句丽战争的兵力是来自于哪里？李源时期，也曾经发动高句丽战争，但是，他大多是借用的军阀的力量，而隋炀帝，则大多是在民间征集兵力，这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李渊的做法不仅仅消弱了军阀的势力，而且还为民众获得了安宁的机会，而隋炀帝杨广则是在削弱民众的力量，而给军阀更大的实力。
阳光虽然做皇帝数年，但是在长安的时间也仅仅有三年，其他的时间都在外地，这并不是说他这个皇帝多么清正，而是说明他有贪玩的天性。
后来，各个农民起义纷纷爆发最有名的当属李密，他列举了隋炀帝数十条罪状。民众们纷纷揭竿而起。看到大势已去的隋炀帝，不敢再回长安了。就准备在洛阳大修宫殿，迁都洛阳。
后来宇文化及起义，隋炀帝杨广想要逃离，不曾想，被抓了个正着，被令狐行杀害。
历史上曾经有人说，隋炀帝杨广为中国的统一作出了贡献，其实这种说法恰恰相反。隋朝是在北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当时的北周已经是外无强敌，内部和谐的一个朝代。再来看看隋朝留给唐朝的是一个什么情形？如果用一个烂摊子来形容毫不为过，从这一点来说，隋炀帝杨广已经倒退了，并没有在时代的发展上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
任何的各朝代都有各自得存在的意义，虽然说隋炀帝杨广在历史上被称为一个暴君，但是，他在位时期所进一步完善的京杭大运河，不得不说，也是一种对后代的关爱了，这在世界运河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大运河对后来的朝代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想要单纯的用好或者坏来评判一个人或者一个朝代真的太难了，因为不可能都是好的，也不可能都是坏的。关于隋炀帝修建京杭大运河的说法，褒贬不一。有人说，这是一项千秋伟业，也有人说这个工程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更甚至有的人说，这个工程看出了隋炀帝杨广心狠手辣。